大明在财税这块实在是废物中的废物。
如果说是社会总是螺旋上升的,生产力在不断的提高,两宋搞的天怒人怨,从宋真宗开始,两宋岁入六千多万贯,大明一年正赋折银后不足两千万两白银。
社会螺旋上升,而大明的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
而鞑清朝末年因为诸多原因,比如清查关税、对内剧烈朘剥、搞土药经济等等,从光绪十一年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从八千万两飙升到了两亿九千万两,将近三亿两白银。
这就是鞑清在最后几年的恐怖税收能力,在顶着巨额助军旅之费的战争赔款中,进行了洋务运动、兴建了北洋水师,还给老妖婆修了个院子。
鞑清用最后的时光,体现了什么叫封建帝制的落后和对百姓的残酷朘剥。
鞑清灭亡,直接原因是小站练兵把自己直接练没了,袁世凯举着刀让清廷逊位,而溥仪成为了最后一位逊帝。
而根本原因很多,朱祁钰认为其中绝对有一个原因是先天绝症——无法弥合的旗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
因为天平天国运动,汉人的军事实力和财政能力得到了巨幅提升,引起了旗贵人的高度警惕。
旗贵人在太平天国之后,设立了财政局,收回了各省的财权,禁止地方借外债和任何外资在地方的投资,而旗贵人自己在外大量发行国债,出售矿山铁路资产、出售洋务运动官办厂股份等等。
而后旗贵人以建立新军为由,大规模解散了各地不符合新标的汉人绿营,比如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淮军,从近二十万人锐减到了一百零五营,五万人。
说是要君主立宪,旗贵人搞了一个全旗人内阁,汉臣比例,比之之前历代鞑清的军机处还要低,乾隆看了都要直呼亡国。
在鞑清朝崩解的那一天,遍地都是军阀,是因为旗贵人在不当人这件事上,确实不是人了。
相比较之下,大明弄钱的办法就显得有些寒酸了,既要面子又要里子。
最典型的就是嘉靖皇帝用严嵩,最后就搞成了想要银子就要用严嵩,但是用严嵩就是贪腐横行、吏治败坏、毁坏根基,最终的结果就是钱也没捞到,吏治也彻底败坏。
这就是大明财税的困境,大约可以简称为:既要又要的道长困境。
大明是没办法经营好官办专卖垄断的,襄王殿下将柴米油盐加入官办,而不是专卖,目的是为了推行供销官铺。
于谦其实还有第三个担忧,对大明的国家之制,他有着极其深入的思考。有很多问题于谦都有办法解决,比如集体的盥洗房和入厕;比如大明朝过去发饷困境,就可以用提前发饷事后追偿;比如大明军备配给,每人一枚白水蛋。
在景泰元年以前,大明的军备配给,每名士兵每日一个鸡蛋配额,从炒鸡蛋、蛋花汤,变成了一颗白水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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