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很漂亮的上海女人。

　　我叫过她一阵子“婆婆”，我把“婆婆”两个字叫得拖泥带水，表明了我的不情愿。我不喜欢她，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就是不喜欢。

　　那个时候我很小，只有六岁多一点点。说起来有点像编造，但的确不是编造：那一年简直可以说是我记忆上的一个分水岭——六岁以前的事我一件也记不得，六岁以后的事我又几乎一件也忘不掉。这种齐斩斩地一刀切下去的痕迹使事情的可信程度大大地打了折扣。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地整齐不零碎。

　　我不喜欢这个漂亮的上海女人。虽然这种不喜欢蛮横得没有任何道理，但这种不喜欢如同我六岁的正在发育的身体，没有办法地势不可挡。

　　我相信我的这种没来由的不喜欢在我们岛上是很有些市场的。自然没有人同我交流这种感觉，当然也不可能有哪个人肯同一个六岁多一点儿的黄毛丫头交流这方面的感觉。我与我同龄的女孩儿亦没有这种交流，议论一个成熟的女性不是我们这种年龄的女孩可以消受得起的。虽然这种感觉有点孤军奋战的味道，但我知道这种感觉并不孤单——我能觉察到在我们岛上不喜欢她的大有人在，并且数量可观。

　　我们住的岛子按官方正规说法叫黄海前哨。这几年很少有人这样称它了，但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这样“前哨”的称呼却非常时髦，并且令人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住的这个叫黄海前哨的岛子偏远不说，还小得不太成体统。但那时的我，对大小的概念模棚得一团糟，对小岛的闭塞和小是没有比较和体会的。何况那小岛有着真正的山清水秀的美丽，人亦朴素得实在得可以。即便三十年后的我有了点走南闯北的阅历，我还是很固执地保持我的公正：那岛子除了小和闭塞，实在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和错误。

　　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却不这样认为。这是她被拖上这个小岛那一瞬间就被朴实的岛上军民们一眼看穿了的。

　　多少年过去了，关于我自己的好些事情都被忘得完全彻底，惟独她，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浑身地瘫坐在军用码头上的样子，却时常出现在我熟睡的记忆深处，搞得我的梦境总是水淋淋的令人扫兴。

　　那是一次漫长的强台风，不知从哪卷过来的风暴将小小的岛子刮得人仰马翻。当风暴肆虐到第九天时，全岛军民除了无知无觉的婴孩儿和清欲寡念的老人儿，几乎像流感一样，症状空前地一致：心神不宁、焦躁不安。熟人们见面不约而同地废止了祖宗传下来的互问饥饱的老套式，改为“今天能来船吗”的期盼，然后不忘补骂一句“这操蛋的天！”

　　久居大陆的幸福的人们简直想象不到那没报纸读、没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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