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景象。这是我们的祖母最后归宿的地方，她被我们的大爷和我们的父亲仓促地埋在这里。现在，她的尸骨哪里去了？她的灵魂哪里去了？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些东西存在，我们祖母的灵魂岂不让这些没完没了碾来碾去的汽车吵死烦死吗？
她抬起手腕，看着手表上的秒针，心里默数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一分钟后，她在38这个数字上餅。
这个数字令我的姐姐于明心悸。她似乎隐隐约约记得，祖母上吊的那一年恰好是38岁。
冥冥中，似乎永远38岁的祖母正扬着尚且年轻的手，轻轻地呼唤她：明儿，明儿，明儿……
在家乡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我的姐姐于明潸然泪下。
现在想来，导致我姐姐那么不可思议地寻找大爷的热情和信心的，很可能是1950年初我大爷写给我父亲的那封信。
1949年10月下旬，我父亲在金厦战役中，被子弹将右大臂打了个贯通伤。当时因医疗条件的简陋和医护人员的鱼目混珠，致使我父亲的右臂被接错了位。等打开了石膏我父亲的伤臂见了天日后才发现，我父亲的右手掌不能自由地向内翻动了。于是，内疚的医护人员又为我父亲做了些无济于事的小的技术处理。这样一拖拉，就将我父亲治病养伤的过程搞得比较漫长。
这段日子，是我父亲从1941年11月参加革命以来，在一个地方呆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气候是全国已经解放，零敲碎打的小战役再也用不着南征北战的大行动了；小气候是我父亲养伤这一段日子，是清闲的，同时也是固定的。
1950年2月的一个傍晚，闲呆在病房的我父亲很突然地接到一封信。
我父亲接过这牛皮信袋写给他的信，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是这是我父亲生平接到的第一封信，他对收信的感觉是如此的陌生；二是我父亲在心里一个劲纳闷，他想不出谁知道他在这个地方，谁会给他写信！
其实，只要他动手轻轻一撕，把信向外一抽，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另一个问题接着冒出来了，我父亲那时还基本上处在对文化两眼一抹黑的状态中，他除了认识信封上他的名字外，别的他一概看了眼生。
我父亲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他不愿让人知道他堂堂一个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竞是个连字都不识的文盲，尤其不愿让这里的女医护人员们知道。于是，我父亲吊着个伤臂，带着他的通信员，骑着快马，星夜疾驰他的部队。
半夜三更，队部的书记被我父亲从被窝罜拖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就把信念完了。
信是我的1941年11月从一个叫下洼的村庄跑丢了的大爷写来的。只有薄薄的一页宣纸，用毛笔写的。那胳膊是路膊腿是腿的毛笔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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