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搬出运往北京的时候，一路上，也莫名失踪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官员中饱私囊，私吞收藏。

　　对于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的三人之间的故事，在敦煌一待就是十几年的马世昌只会比苏亦更加熟悉。

　　甚至，还有不少是苏亦不知道的事情。

　　甚至，聊着聊着，都聊到伯希和跟宿白先生的师承关系了。

　　“啥情况？据我所知，宿先生应该没有法国留学经历吧。”苏亦问。

　　马世昌说，“宿先生没有，但是他当年的老师冯承钧先生却有，冯先生早年留法的时候，可是师从伯希和，归国后还到北大任教，擅长边疆史地研究，也是著名的学术翻译家，冯先生在抗战期间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南迁昆明，一直留在北大任教，直到46年去世，冯先生不仅对宿先生的学术方面有巨大的影响，还在工作上给予不小的帮助，当年北大从昆明回迁的时候，原北大的不少师生都受到不小的影响，当时，作为研究生的宿先生也没有着落，好在有冯先生推荐，才能在北大图书馆获得图书编目的工作。”

　　苏亦恍然。

　　弟子不必不言师之过。

　　这个过，不是过错，而是过往的时候，就需要慎言了。

　　马世昌也慎言。

　　他口中的原北大，不是搬迁到燕园的老北大，而是日伪时期的“伪北大”，当年，北大搬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然而，同一时期，北京城里面也有一个北大成立复课。

　　宿白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读的“伪北大”，而伪北大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于华北、东北这些沦陷区。

　　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的师生之所以受到影响，主要是傅斯年的态度。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不过对于学生，他是宽容的。

　　他说：“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这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嗯，还有考古学家容兰，一位在金石学，甲骨文上有深厚研究的学者。

　　然而，冯承钧虽然也在伪北大任职，但他跟其他的教员不一样，北平沦陷这年，他正好五十周岁，患风瘫病，瘫痪在病床上，无法到校并让学生到自家中，围着病床听自己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

　　这种老先生，是值得敬佩的。

　　又有何人，会去呵责这样一位为了生计、为了青年、为了学术而坚守的老先生呢？

　　这段历史，苏亦也不算陌生。

　　而，宿白先生是东北人，不仅读了伪北大，还读了研究生，他就不是普通的学生了。

　　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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